遗产保护新作推荐 |《清人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是人类社会变革最剧烈的一段时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更多新问题和各种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人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和深刻思考对于今日毫无意义。中国古代早在三千年前就有专门保护“古迹”的意识并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中国留存至今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仍雄踞世界第二，这些文化遗产存在本身就是无声的雄辩，若无世代传承的文物保护制度和刻意守护的人员，它们恐怕早已化为废墟。

尽管中国人对于古迹的关注和保护由来已久，然而自百年前西方遗产保护理论传入后，曾经的历史却处于被人忽视和逐渐遗忘的尴尬境地。古今保护模式的差异不应阻碍我们全面认识和客观评判自身文明灿烂的过往，而是须在历史中汲取经验与教训，探寻古代智慧的创造性转化思路，从而对今日和未来的遗产保护工作发挥补益作用。国际遗产保护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国际性和先进性，恰恰由于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能不断汲取来自各个文明的“本土理论”及“在地经验”来扩充和完善，而保护理论和实践方法的趋同反而会降低该体系的权威性及科学性。若试图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获得更多的国际话语权，应当既熟悉国际规则，又能够提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理论”。

正因如此，仍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 当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体系是否足够完备？我们如何向该体系贡献自身的力量？

2. 中国古代对于古迹的保护持何种观念？当时是否有针对古迹的保护制度？涌现了哪些代表性历史人物？

3. 传统的古迹保护与当今遗产保护有何异同？对于今日又有哪些启示？

面对上述悬而未定的系列问题，陈斯亮《清人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一书的问世，将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一种颇有意义的回应和反思。

图书简介

《清人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是陕西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资助的优秀学术著作，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传统古迹保护领域的代表人物——毕沅（1730—1797）在古迹保护方面的事迹和成就，借助工程典籍、宫廷档案、金石碑刻、书札信件、报刊、摄影集、测绘图纸、考古发掘成果等资料，运用文献研究、实地考察、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个案研究、比较研究、交叉研究等多种方法，清晰梳理了毕沅在古迹游历考察、学术研究、保护实践方面的积极贡献，也从观念、制度、方法等多角度生动呈现了清代古迹保护的真实面貌，并结合近现代遗产保护问题进行了古今对比。

全书分为10章42节共55万字，纲目清晰而图文并茂，文笔隽永而旁征博引，具有取材广泛、数据可信、多学科交融、重视古为今用等鲜明特点。书中对陵墓、坛庙、城垣、文教建筑、寺观、桥梁等各类建筑的保护制度及方法进行了论述，具体案例涉及唐昭陵、西岳庙、西安城垣、西安碑林、崇圣寺、灞桥等陕西知名古迹；书中精心梳理出研究表格近50种，如“清代典章中古迹保护相关内容一览表”“中国历代古迹保护重要人物及事迹表”“毕沅古迹考察研究及保护实践大事年表”“17-19世纪欧洲遗产保护制度法令大事一览表”等，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信息；书中还收录了许多罕见的历史影像和舆图拓本，如沙畹、鲍希曼、桑原骘藏、足立喜六等人拍摄的旧照，又如《大清防护唐昭陵碑》拓片、《重修西安城垣记》拓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华岳庙全图》彩绘等；书中所提炼的若干古代智慧，诸如文化信仰构建、在遗产保护中推动以工代赈、将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紧密联系等，可为政府文物管理部门开拓思路；书中还对遗产保护的观念流变、制度发展、中西异同等问题展开探讨，足以引发读者对于我国遗产保护从何而来、迈向何处的深层次思考。

时至今日，聚焦中国传统古迹保护及历史人物的专门性著作仍相当匮乏，本书堪称先声之作，具有一定开创性。在文化复兴、传承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本书不仅为读者认知陕西古代的遗产保护历史提供了丰富素材和深刻启示，也为传统遗产保护智慧的创造性转化贡献了有益思路，并将激发更多学者投身于中国遗产保护事业之中。通过古人与今人的薪火相传，千千万万座文化遗产的价值将不断被发掘彰显，所绽放出的文明之光也必将愈发璀璨辉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清人毕沅与陕西古迹保护》

作者：陈斯亮

字数：55万字

ISBN：978-7-112-28675-1

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5月版

基金资助：陕西省社科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装订方式：硬皮精装

原定价：258元

本书亮点

1. 着眼新颖 视野开阔

本书是迄今为止我国学界首部以历史人物的文物保护事迹为专题的学术著作，选取中国传统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毕沅进行系统研究，但其视野不囿于一朝一人，而更重视中国古人在保护不同类型古迹时普遍性的观念、流程、方法，其研究要务亦不限于史料梳理，而是将人物及其事迹置入时代背景和多学科视野下探讨，将微观的保护案例结合宏观的制度规范去考察，将古代中国与同时期西方以及近现代中国进行比较，从而产生出许多颇有意义的新颖结论，也发掘了不少以往未曾重视的古代智慧，为未来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良策。

2. 史料丰富 图表精详

本书运用丰富的史料开展严谨的论证，在传统的年谱、方志之外，不仅关注奏折、典章、舆图、历史影像等稀见资料，还使用由考古发掘或建筑测绘所得的实物信息，强调多重信息的互证和考辨。书中文本引注规范，且留意原始文献和早期版本，可谓“学有本源、论有所据”。此外，全书包含大量颇具研究价值的分析图和数据表，内容精详、编排得当。譬如，在论述清代文物保护制度时，将当时重要典章中的所有相关条目清晰列举；在进行中西古今比较时，将中西方数百位人物的事迹以及不同时代的制度法规齐整列举、赡而不乱；在探讨文物保护个案时，常能将所支费用精确到毫厘，工程时间精准到月日，修缮规模细致到尺寸，并辅以生动的复原图，使古人保护古迹时的面貌历历在目。

3. 中西古今 互鉴交融

本书从中、西、古、今四个维度探讨传统古迹保护的相关问题，以历史情境下的清代中国古迹保护作为论述主线，以同时期西方遗产保护、民国古物保护、当代中国遗产保护作为纵横向多维对照，使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我国传统古迹保护的演进过程和体系独特性，进而思考其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而通过文明互鉴和古今互证，可进一步明确遗产保护的永恒意义和宏大内涵。书中还注重多学科交融，从遗产保护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开展交叉研究，有效降低从单一视角考虑问题而造成的主观偏袒性和不确定性，研究始终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举，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作者简介

陈斯亮，1988年生，工学博士、考古学博士后，长安大学建筑学专业责任教授（A岗）、博士生导师、建筑系主任。此外，为科技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审专家库专家、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负责人、中-葡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西安研究基地副主任、陕西省文物保护科技创新联盟理事、陕西省文物考古工程协会常务理事、西安市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建筑遗产保护、中国建筑史方面的研究工作，近年来主持国家级课题1项、省级课题3项、文化遗产保护类横向课题10余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论文20余篇。

内容框架

章节试读

本书主要形成了五点认识：

1. 毕沅（1730-1797）是中国古代古迹保护领域的突出代表人物，也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亲自主持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他在古迹保护的思想和实践两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与毕沅同时代的西方学者无人能在该领域与他抗衡，百余年后的不少民国学者仍受到毕沅影响。

毕沅身处的清代乾隆朝（1735-1795）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古迹保护的高峰时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毕沅凭借自身的博学、勤勉及社会影响力为我国古迹保护做出了显著贡献。

在古迹游历考察方面，毕沅一生足迹踏遍江苏、山东、直隶、安徽、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甘肃、新疆等地，以诗作形式记录的古迹多达291处（涉及诗作402首）。他曾在陕西、甘肃、河南、湖北、山东等地为官，任职期间极力寻访当地的名山、大川、古城、胜迹，并经常进行仔细记录和深入考证。

在古迹研究方面，毕沅重视田野调查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相关学术成果有《关中胜迹图志》《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他组织幕府编修刊刻地方志20部（陕西11部、河南6部、湖北3部），为各地古迹建立了详实的文献库，成为后世研究的基础。他还与王昶、阮元、张开东、黄易等学者在相关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共同推动了当时古迹保护的发展。毕沅认为古迹保护是“为政之急务”，他既将古迹视为国家的公共资源，也当作士民想象和文化认同的产生地，主张利用古迹来复兴文化、恢复盛世旧观并为社会带来积极效应，他关注古迹的风貌建设和预防性保护，不反对古迹的修缮、改建甚至新建。他的上述研究成果和相关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古迹保护。

在保护实践方面，毕沅为官20余年间共保护和修缮各地古迹215处（陕西201处、湖北11处、河南2处、青海1处），是自周至清近三千年间亲自主持古迹保护实践数量最多者。毕沅的古迹保护对象覆盖陵墓、坛庙、城垣、文教场所、寺观、桥梁等多种类型，工作内容涉及古迹维修、日常养护管理、保护范围确立、保护标识设置、保护性设施增建、遗址复建等诸多方面，单项保护工程的经费最多达159.5576万两（西安城垣），工期最长达9年（唐昭陵）。此外，毕沅还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和抢救了诸多濒临损毁的金石碑刻。上述古迹及古物保护活动大多基于当时相关制度而开展，也与毕沅自身的兴趣爱好和学术造诣有关，受到时代及个人的共同作用。

在毕沅所生活的18世纪，西方学者尚未出现能在古迹保护领域与他相匹敌的学者。至19世纪西方学者才开始在古迹保护思想方面取得关键性突破，逐步建立理论体系并应用于古迹保护实践方面，但兼具理论著述和保护实践的双料学者依然是极少数。百余年后的民国时期，毕沅对于陕西地区的古迹保护仍保持影响力，当时许多学者都研究和关注过其学术著作，或在开展保护实践时对毕沅以往的贡献有所称赞。直至今日，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依然是学者们研究陕西文化遗产的热门参考书籍，他的《关中金石记》和《中州金石记》也在金石学领域中被经常提及。

2. 毕沅对古迹的保护具有五点特征——重视古迹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的发掘；以“化育人物”为理念进行古迹文化传播和修缮改造；强调古迹及其保护行为的延续性；其操作模式是在制度框架下以文人官员为主导开展保护；其长远目标是为了构建“理想天下”的图景。他对陵墓、坛庙、城垣及其他古迹的保护活动体现出时代性与个体性，其保护理念与今日有所差异。

毕沅由于拥有独特的政治经历、文化理想、学术素养以及乐于求索的幕僚团体，使得他开展的古迹保护在价值评估、保护理念、延续方式、操作模式、长远目标等五方面具有显著特征，且与现代遗产保护有所差异。毕沅受到他所处时代的深刻影响，他对陵墓、坛庙、城垣及其他古迹的诸多保护实践活动，反映出鲜明的时代理念：对陵墓的保护重视家国信仰的构建，希望通过塑造先贤不朽的观念来实现古今相承的目标；对坛庙的保护及修缮是意图通过创立和维护信仰符号来巩固社会等级秩序，以实现国家稳定；对城垣的保护主要考虑安危、赈济、观瞻三方面因素，是兼顾军事性、社会性、艺术性的矛盾平衡；还常以“改造”或“复建”作为手段赋予古迹新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堪称是“激进的复兴”。

3. 清代古迹保护呈现自洽性和复杂性，其总体特征是——重视古迹的社会价值及文化价值、工程制度严密但并无专项保护制度、在“国家站位”下以代表政府的文人官员为主导、专业学者数量匮乏并普遍轻视工匠、实践规模大而干预行为多。清代古迹保护体系自19世纪起被逐步形成的西方遗产保护体系所超越，但仍然深刻影响民国古物保护体系的发展。

清代古迹保护虽与今日存在显著差异，但其体系本身具有很强的自洽性，它不仅关注古迹本体的保存和更新问题，也试图解决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多方面的现实命题。

在观念上，它将古迹视为维系国家认同感和延续文化意义的事物进行保护或改造；在制度上，将古迹保护纳入工程制度体系进行严格约束，但由严密制度导致的“路径依赖”反而限制了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在机构上，清朝以政府为主导开展古迹保护，强调“国家站位”，但也因此抑制了民间学术团体的出现；在专业学者方面，长期致力于理论或实践探索的代表性人物极少，且他们普遍轻视工匠阶层；在保护实践方面，工程规模普遍较宏大，经常发生更换构件、改造外观、整体拆卸、遗址重建等干预行为。

西方遗产保护体系在19世纪蓬勃发展，逐步在理论框架建构、概念界定、机构设置、保护措施分析等方面显现出优势并最终全面超越清朝。民国时期的古物保护是在西方遗产保护的框架下融入和继承了清代古迹保护的部分内容，它的指导思想和保护原则偏于西式，但操作方法仍然接近传统。

4. 以毕沅为代表的清代古迹保护存在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理论体系缺失、保护理念不够明晰、人员职责分工尚不完善、记录手段不够完整准确，这些问题对于清代古迹保护迈向现代学科产生了一定阻碍。

毕沅的事迹充分反映清代乃至以往古迹保护的基本方面，既有值得称道之处，也存在历史局限性。清代古迹保护的完整理论体系尚未建立，因而缺乏贯彻始终的指导路径；当时的保护理念亦不甚明晰，尽管不少保护原则与今日颇为相符，但保护活动往往受到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而波动，并存在理论指导与工程实践“分台唱戏”的情况；清代涉及古迹保护工作的人员大多由政府相关部门官员兼任，并未出现专门负责古迹保护的管理机构和专职人员；清代的古迹保护记录手段主要以文字为主、示意图为辅，方案图纸表达不甚规范，施工图纸则很少妥善保存，并严重缺乏修缮前后的对比记录，因而难以有效实现经验积累和技术迭代。

5. 清代古迹保护的历史经验及毕沅相关事迹，在文化遗产价值评估、遗产“真实性”认知、文化遗产复建、文化信仰构建、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预防性和整体性保护、“以工代赈”、遗产保护与国家安定等方面，对于今日仍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恒久期望是让今人及后代变得更加优秀、幸福、团结，继而创造出更伟大的文明成就。中国传统古迹保护的基本理念是“化育人物”，使其足以缔造新历史、留存新遗迹并不断化育后人，它与上述期望并不矛盾。遗产保护终究是一种实践活动，千百年来积累的古代智慧仍具有一定现代意义并可尝试进行创造性转化，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尊重文化遗产的差异化价值评估并彰显核心价值；辩证看待文化遗产修缮中的“真实性”；信息视角下重新审视文化遗产的复建行为；注重文化信仰的隐性作用并积极引导构建；推动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播和社会参与；强化文化遗产的预防性保护和整体性保护；加强遗产保护领域的“以工代赈”活动；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前提和终极目标——国泰民安。